人对人的传播:舆论的败坏与堕落 有解吗


细心的读者,可以观察到我在写《能让我尊重的新闻媒体 已经不多了》之时,是专指一种媒体的:新闻媒体。

在中国,新闻媒体有特殊的含义。我文中所提及的成都商报和人民日报,都是正宗得不能再正宗的新闻媒体。

不过,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上,一些大型的机构媒体也是新闻媒体。这里面包括的确持有二级新闻牌照的几个门户网站(浪狐易腾讯),也包括一些很有名但未必有什么牌照的流量很大的媒体——通常,它们也是机构化作业的。

方可成在他最新的《刘强东案音视频:机构媒体的堕落与溃败》一文中,再次批判了机构媒体。在音频议题上,我同意他对南都的“堕落与溃败”的断言,但在视频这个议题上,机构媒体们是不是“堕落与溃败”,我仍有所保留。

不过,在这篇文章里,我并不想再仅讨论机构媒体或新闻媒体,而是想更进一步,探讨一下舆论的问题。

在今天这个被称为“人对人传播”的时代,舆论可不是单由机构媒体或新闻媒体所造就的。

我把结论先放在这里:悲观到近乎绝望。

媒体其实是一种过滤器。

或者你也可以称它为“信息的中间商”。

比如,方可成文章里所提及的电话音频,作为新闻媒体的南都,的确有责任去做一定的判断工作,并决定要不要公布以及怎么公布。这就是媒体作为过滤器或中间商的职能。

它能不能不去做审慎的判断工作呢?

当然也可以,好处是比较明显的,耸人听闻的东西、率先爆料的东西,总是有眼球的。但后果也很明显,就是遭到同业的批评。作为一家媒体的总编辑,无论ta心里怎么想,同业压力是有的。倒不是因为ta枉顾了媒体伦理,就会坐牢或什么具体的直接的物质损失,而是同业压力ta必须掂量。

其实媒体数量并不多。在中国的传统媒体鼎盛期,报纸也就两三千份,电视台频道、电台频率,各自也就三千上下的规模。杂志多一点,两到三万份。统共就这么点了。总编辑圈子,不大的。

更何况,媒体圈子的特点是,很多都是这个新闻学院那个新闻学院毕业的(当然也有不是新闻系毕业的),从业者也是这个媒体跳到那个媒体,兜来兜去,拐弯抹角的都有校友啦前同事啦之类的关系。在圈子里,你面子总是要的。

所以,这一节的小结论是:媒体伦理,在实际操作中,其实是靠群体压力成为操作性的。当然我不排除有一小部分人就是有情怀有道德。但我想说的是,单纯指望什么人是道德君子,其实是靠不住的。

老牌的机构媒体/新闻媒体,我们当然可以用同业压力来逼迫其回到正轨上。事实上,南都已经撤下了它的报道。

那么,号称月活350万之众的公号呢?还有各种平台上的各种号呢?

我很老实地告诉各位一句:都到了这个数量级了,哪里来什么同业压力。压根就不再是同一个圈子了。

人员也鱼龙混杂,真的是什么人都有。

钛媒体赵何娟在发出那篇充满情绪的战斗檄文之后,我个人并不赞同。但我看到过太多谩骂她的公号文章,有何伦理可言,简直就是触犯刑律的造谣与人身攻击。

但我不得不承认,无论是方可成,还是我,还是什么大学新闻传播学学者,已经越来越懒得说。

因为已经太多太滥,滥到你已无fuck可说。

说的人总希望被说的还有救:希望你改,我没白说。但这些江湖上的号们,不知道别人怎么样,我清楚地知道,拉开文章骂,真的有些白费口舌。

这一节的小结论就是:过滤器作为一个集体本身,也早已没有了过滤之能。

最要命的事是,人对人的传播。

一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传播方式。

刘强东事件中,在私下聊天——比如点对点微信,比如群聊天,比如朋友圈发个圈——都会有些不着边际的猜测与阴谋论,也就是所谓吃瓜。

我扪心自问,如果我第一时间获得那个电话录音音频,我会不会在微信上去转给谁听听?完全可能。我承认我在网络社群里说话,绝不会像写公号那样主观上谨言慎行。

如果真的要求每个人在社交网络中做定向传播(也就是知道聊天对象是谁)时,都像媒体人的标准那样要求自己,那几乎就是在期盼神州遍地皆尧舜,压根不切实际。

事实上,媒体人自己,私下聊天时是最喜欢传播各种流言八卦的群体。他们本来就是社交网络上的活跃分子。

谣言治理的困难就在这里。

每一个普通人,总有ta知识的盲点——事实上,无知还远远大于有知,你让ta发条朋友圈,或者群里聊个天,都万事交叉求证三审三校,可能么?

在过去,任何一个自然人,哪怕是名人,没有媒体,ta的声量是很小的。而媒体基于同业压力其实会过滤这个人的声音。

在今天,不要说名人,普通人的声量都有可能很猛。一传十十传百,是跨越时间空间的。

而且,越是负面的东西,传播得越快。

当我们还义正辞严地痛骂机构媒体/新闻媒体,痛骂各种下三路的号们,面对这样一个人对人的传播环境,我们能说什么?

这一节的小结论就是:过滤器,没有了。

而人性,总有不堪的一面,总有恶趣味的一面。

前天,我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参加了一档广播节目《市民与社会》

这个节目有call in的部分。

一位女听众打进来一个电话,说了她的一个故事:

她正好和她的孩子由于某种原因,处于一种略带冷战感的状态。她看到了十七岁少年的跳桥视频,一开始并没有怎么当回事。然后,她的孩子拿着手机过来,让她看这个视频。她说了一句看过了,还是没太放心上。但当她抬头看了一眼小孩,从眼神中似乎读出了什么,那一瞬间,整个背寒毛倒竖了起来。

我理解她那个刹那的恐惧。

我当时其实万分纠结。这个视频其实不是什么机构媒体/新闻媒体去拍摄的,不知道是谁通过什么手段得到了这个视频,扔到网上。其实不需要媒体这种过滤器的传播,这个视频同样可以传得到处都是,最终被小孩看到。

人对人的传播,过滤器全部在于普通人。有些人,基于某些原因,会知道审慎,但有些人不会。有些人,基于工作或学习的关系,不会中这种谣言去传播。但总有那种谣言,ta会误信。

误信谣言,其实和智商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,而我们每个人,都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人对人传播平台的一个节点。

我在节目中提到,大学应该将媒介素养设置为公共课通识课,每一个大学生,要像学习毛概马经邓论一样学习媒介素养。

这可能可以提高一点我们在人对人传播平台上的行为和认知。

但我自己其实也知道,这个法子近乎于没有法子的法子。

道理很简单:

中国,上大学的比例,超过10%了么?

一位相当有名很有建树的传播学学者在四番群里说了一句:目前传统权威瓦解以后 尚没有更好的替代机制。

也许你有。

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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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天奇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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